失误与错误的界限在哪里

瓜田推荐辞：李乔的这篇文章很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出于维护政党和领袖的威信等诸多考虑，往往对以往的“左”的或者极左的错误讳莫如深，实在回避不了，便以“失误”二字轻描淡写地敷衍一下。这使得我们对这些错误的梳理失去了机会。这也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极左的人物还十分猖狂地攻击改革开放、颂扬错误时代的原因。认真地说，极左的错误不清理，文革等历史旧案不研讨，我们因袭的历史包袱太重，是走不了太远的路的。

现在不少文章在谈到解放以后我党所犯的一些“左”倾错误时，已悄悄地把“错误”二字换成“失误”二字了。比如谈到“大跃进”，谈到庐山会议反彭黄张周，甚至说到“文革”，都要说：这是“失误”。有篇文章，还在题目上明确标明，“文化大革命”是“失误”。

对于这种用词上的变换，我认为非常不妥。

《现代汉语词典》对“错误”一词的释义是：“不正确的事物、行为。”对“失误”一词的释义是：“由于疏忽或水平不高而造成差错。”很显然，“错误”一词比“失误”一词的分量要重。“失误”一词，按词典释义，只是差错，在日常使用中会明显地给人一种“不小心出了差错”或“偶然失手”的印象，其分量较之“错误”一词要轻得多。

那么，我党在解放以后（主要是1956年以后）所犯的一系列“左”倾错误，是不能易为“失误”二字的。这是因为：其一，“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和危害，是相当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决非是只造成了一般不良后果的所谓“差错”或曰“失误”所能比拟的。其二，从造成不同后果的原因来说，“左”倾错误也决不是由于疏忽或一般意义上的水平不高，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的。总之，错误就是错误，不能说成是“差错”，因而不宜使用“失误”一词。

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文革”等这些历史事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述：“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

在这里，仍用的是“错误”二字。不但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也是错误，“文革”就更是“严重错误”，而这些都不能说成是失误。

很显然，《历史决议》的用法无疑是正确的、准确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不是顺手拈来的。《历史决议》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反映了我党对待自己所犯错误所持的严肃、郑重的态度，表明了我们党不愧是一个用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党，是一个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立党之本的党。

什么原因让“失误”一词在某些文章中受到青睐呢？原因可能有多种，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出于粉饰或“为贤者讳”的心理。在有些文章中，这种心理的反映是颇为明显的。“失误”一词在这些文章中，不仅仅是对错误的淡化，而且还被赋予了“这是交学费，即使交得再多也是必要的”这样一种含义。只要细读一下这些文章，就可以体味出这种潜台词。

倘若为粉饰错误、淡化错误而刻意把错误写成“失误”，那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背离实事求是，形成一个新的错误了。《历史决议》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

“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说得多么明确，又多么深刻呀！（文：李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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