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内藏库是什么浅谈皇帝小金库发展史

古代的“内藏库”是什么？浅谈皇帝小金库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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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运行需要财政来支持，而在古代封建社会作为国家统治者的皇帝，也需要建立自己的“财政”来满足日常花销。宋代的内藏库就是直属皇帝的私人“财政”，由于其直属皇帝，皇帝有直接支配权，同时又具有大多数时候不许朝廷机构和大臣干涉的独立性特征，所以也可以称内藏库是皇帝的小金库。由于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和开国皇帝赵匡胤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宋代内藏财政又兼具天子私财和国家财政的双重财政属性，并同皇权以及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

宋代以前的“内藏库”

这种有皇帝小金库性质的内藏库其实并不是宋代首创，这种皇帝私财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天下之财有三个部分，分别是九贡、九赋、九职。除此之外“三者馀财，以供好玩”(《文献通考》)。剩余部分就是所谓王室玩乐之财。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帝王私财的概念。

王室玩乐需要大量开支

内藏库的真正雏形出现于汉代，根据《汉书》记载：“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西汉时期的少府即是内藏库的雏形。

到了东汉，皇帝的小金库开始变大，除少府变为中府外，还增加了中御园、西园等为天子私藏之处。

到唐朝，这种管理天子私财的机构变得更多，如琼林库、大盈库、丰德库、备边库等，到唐德宗时开始统称为内库。

五代十国时期延续了唐内库的设置，虽然名称各不一致，但性质没变。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在汉代以前，出现了帝王的私财的概念。从汉代时开始出现了皇帝专属的库藏，到了唐代，内藏库的数量增多，规模开始变得更大。

虽然内藏库一直有所发展，但就性质来说，汉唐五代以来的内藏库纯粹供帝王及皇室成员消费而已，虽有很强的奢靡性，但其规模及数量相较户部均很小，更不至于与户部争夺地方财赋，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财政体系、机构也同外朝的联系并不密切。

宋代内藏库的发展

宋初，宋太祖赵匡胤立国后直接继承了后周皇帝的小金库——内府钱，并改名为封桩库。并在以后统一过程中，通过征荆南(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四地，把四地府藏皆入宋封桩库，完成了宋朝皇帝小金库的原始积累。

宋统一过程进行了内藏库的原始积累

不过宋太祖设置的封桩库又与之前的各个朝代的“内藏库”不同，宋太祖设置封桩库的目的除了当做自己的私人库藏以外，还提出了另一种目的：“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 不可临事厚敛于人”，这说明宋朝的内藏库开始出现新的职能就是作为国家军事、饥荒的应急储备。而后两宋历朝都基本遵守了这一祖训，因此宋朝的内藏库出现了双职能，既是皇帝的小金库，也是国家的储备财库。

宋太宗时将封桩库更名为内藏库，并在继承太祖朝封桩库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将其向机构化、正常化的轨道上发展，太祖朝的内藏库仅仅是继承自后周的内府钱及征南方诸国的府藏，除二者之外没有其他固定的来源;到太宗朝开始，赵光义下令让朝廷三司(北宋最高财政机构，元丰改制后改为户部)财赋中的金、银、高级丝织物等高级物品转移到内藏库，这表示内藏库的来源开始固定，同时也说明作为皇帝小金库的内藏库开始分割国家财政收入。

有金银等高级物品的内藏库

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是内藏库日常管理制度的形成阶段，《宋会要辑稿》有这样两则记载：

(咸平)六年二月，诏：“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内藏库言：“旧制，宣取物色，皆降御宝凭由除破，近因条约，库务亦令经由三司。望再降诏旨，止令尚书内省勾检。”从之。

由上面史料可以看出，负责内藏库日常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并保密，这也意味着从管理上内藏库在皇帝手中彻底私人化，并同外朝三司之间已完全隔离，凸显了皇权对财政的控制。

当然这样做有大臣会不满意，真宗天禧年间三司使马元方(国家财政部长)，因对内藏库贮藏钱物的用途、内藏库与三司左藏库(国库)的关系同宋真宗发生了直接冲突，并因此离任三司使。

宋仁宗时，出现了内藏库大规模支援三司的情况。

“仁宗一朝内藏库 60 次支出中有 43 次明确指出为补助军费之用，而且主要用于河北、陕西和河东沿边军费。其余 17 次中泛泛而言助三司经费者 6 次、和籴经费 2 次、赈济费用 3 次、助修行宫和山陵 3 次、代纳地方上供 2 次”(《宋代财政史》)。

这充分体现了内藏库的国家储备财库功能。

宋哲宗初期，由于皇帝年幼，元祐党人集团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将内藏库纳入太府寺(中央财务出纳机构)管辖。北宋以来，内藏库从来都是只许皇帝支配、监管，外廷机构不得监管、不得过问，而这次外廷机构太府寺的监管使内藏库出现了短暂的外朝化。直到宋哲宗亲政，收回了在元祐年间被旧党集团及高太后把持的皇权，才拿回了内藏库的管理权。

由于被金人掠夺，北宋的内藏库贮藏财赋流失殆尽，直到绍兴和议之后南宋内藏库才开始有所储备，秦桧独相期间内藏库再次储备有大量钱物。

金人掠走财物

宋孝宗时期，内藏库出现了频繁的蠲(juan)免现象。这里简单说一下蠲免。所谓蠲免就是在灾害发生后为了减轻赋税和应役负担，全部或者部分应纳赋税的一种措施。孝宗朝出现内藏库频繁蠲免，说明内藏库发挥了国家储备财库的作用，积极参与灾后救助。

由于赵匡胤的“祖训”内藏库参与救灾也不是个例，以前救灾内藏库多用的方式是借、贷的方式，就是用了要还。但蠲免同这一方式完全不同，蠲免恰恰突出的是“免”，就是不用还。

很多史料都认为，孝宗朝内藏库钱物的频繁蠲免是欲彰显圣德等博得政治声誉，其实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财政收支整体恶化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记载：

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

通过对比看南宋立国之初，岁入总额仅一千余万，但到孝宗末期以上升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增长了近五倍;同王安石变法时期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相比较，孝宗末期基本是持平的，尤其材料中突出了新法所增加的收入部分，就是这种情况下，孝宗朝末期的收入还相比有所偏高，南宋相较北宋已经少了北方大部分国土，还有更频繁的战争。由此可见地方财赋上调的程度。除此之外，孝宗朝后期还发生了两宋惟一一次地方官员由于无法完成内藏库上供，而行贿内藏库官员以求长久得免本州上供钱的事件，这也从侧面说明南宋财政的严峻性。

南宋财政的突出特点即是大幅度的增加上调财赋，直接后果就是地方财政的困窘凸显，随之即是财源的整体性枯竭。

到了南宋后期宋蒙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南宋政府财政的枯竭，虽然朝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贾似道实行开源节流的“公田法”、“打算法”。但由于不切合实际以及实行中的种种问题，并没有改变南宋财政枯竭的局面。

前文说过宋代的内藏库有储备财政的作用，由于国家财政的枯竭，内藏库的收入来源大大减少的同时，还要不停的输出支援国家财政，经过长时间的消耗也走向了枯竭。

不只是皇帝的小金库

纵观整个宋代，内藏库在职能上除了是帝王的小金库供皇帝及皇室成员消费外，还是用于军事支援和灾荒救助。

在性质上，在皇帝私权控制下，内藏库管理上虽然透露出内廷特征，但在对外朝财政的支援则凸显出国家储备财权的特征，这使内藏库同整个国家财政紧密联系一起，作为国家的储备财库，同国家常规财库一起成为了一个完整的财政体系。

除此之外从历史大视角来看，内藏库也不只是财库那么简单，内藏库也同皇权和国运密切相关。

从宋太宗时期开始内藏库分割三司的财政权，到宋真宗罢免三司使马元方，再到后来宋哲宗时期短暂外朝化又复归皇帝支配的反复，显示了皇权对财权的绝对控制的渴望，也折射出宋代皇帝通过天子私权谋求国家公权力的路径。

宋真宗剧照

我们都知道国运兴衰则与国家的储备财赋有直接关系。对于国家储备财赋的支配权可以决定国运的兴衰，在宋代更是如此。宋代虽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但财政困窘的问题可以说始终伴随，在此背景下皇帝直接掌握国家储备财赋的支配权即决定了国运的兴衰。

虽然关于内藏库对外朝支出的记载不绝于史料，但整体来看，其支出并不及时，多系事后支出。

除了支出外还有浪费。

宋金战争时期，内藏库在北宋后期积攒了大量的金银钱物，但宋钦宗宁愿用其来讲和也不愿组织军队进行动员作战。被称为南宋最有作为皇帝的宋孝宗，铜钱在内库等仓库中已经腐烂也不肯支援给计司，却要请工匠来做补修。在财政几近枯竭的晚宋，宋理宗仍不愿将内库的钱物拨出，而却热衷于捐造宫观寺庙。

宋孝宗时的铜钱

虽然宋代的内藏库具有国家储备的先进性，但宋代的皇帝对内藏库的储备财赋并未有效、及时的支配，可以说宋代财政的窘迫很大程度上即是这一原因造成的。北宋的灭亡主要原因即是储备财赋的无效、被动支配，而南宋的最终灭亡亦与储备财赋的长期耗尽有直接关系。

结语：两宋时期内藏库的发展，从单一的皇帝私人财库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储备财库功能，变为双职能财库。具有了储备财库功能后，内藏库开始与三司、户部的国家常规财政既对立又合作的互动。这种发展正是两宋财政在其三百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即中央高度集权又多种财权分立的矛盾性的缩影。

虽然宋代内藏库的国家储备财库功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由于其同时带有皇帝私财的属性，因此在封建社会皇权的影响下又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直到宋亡内藏库的国家储备财库功能也未能完全有效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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